说到扎堆看球，怎能不想起校园里的球事呢？
上大学时，北京的同学周末大多要回家，因为家里有爹娘，有美食，有不必到十一点就熄灭的电灯，有可能配备着录象机的彩电。但有的时候，这些同学偏要在周末，吃过爹娘的饭后就巴巴的赶回学校，因为要看球。
像1988年的丰田杯，乌拉圭民族队与埃因霍温队互射点球，双方就像约好了一样，这个进去那个也进去，这个射失那个也不进，一共搞了不知道有多少轮。看球的同学发出一声声尖叫，一声声叹息，拍打着自己或别人的大腿，猜着是不是要一直踢到天黑。这样的快乐，是一个人在娘家看球能体会到的吗？
最让我痛心的是1989年，十强赛。
跟那年的看球生涯有关联的是三个字眼：一，小国。上中学时，我们经常拿着世界地图册，让同桌找某个不起眼的地名以考眼力，很不幸，中国队本次对手就全是这类在地图上都难以标出名字的小国家，比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什么的，偏偏中国队什么队都敢输，什么人都敢丢。二，共振。这是个物理学名词，据说部队上特有讲究，当走到桥上的时候，一定要把整齐的步伐走得杂乱些，要不桥就要被共振垮掉，如果这些军官进大学看球，当中国队进一个球或丢一个球或将进未进之际，几间宿舍、几层楼、几栋楼便要一齐发出或振奋或沮丧的咆哮，那样的共振效果肯定会让他们担心楼会不回被吼塌。三，玻璃瓶。一场比赛踢罢，不管是输球还是赢球，总要表示一下，于是大家便把囤积在床底下的啤酒瓶伴随着欢呼或诅咒声抡到楼下去，玻璃爆裂的声音就像我们要炸开的心。穷学生，哪有那么多啤酒瓶啊，中国队赢过沙特后，瓶子基本上就用完了，到与阿联酋的黑色三分钟时，一些尘封多年的饭盆暖瓶什么的就都下去了。
最后一场对卡塔尔。中国队先进了球。那次惊天动地的欢呼形成了最强烈的共振，大家全都跳起来，相互撕打。要知道，那年头还没工业化，又是夏天，许多同学都被扯出了老娘缝制的大花裤衩。
再熬几十分钟，就可以走向意大利啦！这时，我这个不怎么懂球的人突然冒出了一句：“坏了，不会像阿联酋那场吧？”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预感，但马上，黑色三分钟就再次降临了。一堆汗津津的男人的大手挥向我。
我急忙逃出去，回到自己宿舍，一帮男人追着要来打我或打点儿什么，却被邻室的老方拦住。他是保送生，公认我们年级智商最高的，拿出一张写满了数字的纸，告诉大家，经过他的精密计算，即使这场球中国队胜了，还是出不了线。大家哪里听得进去这个？开始骂骂咧咧地四处找瓶子。老四遍寻不遇，把老二还剩四分之一强的醋瓶给摔出了窗户。老二便顾不上骂中国队了，开始埋怨以后怎么吃饺子啊。
到1997年的十强赛时，我已经离开校园，满腔的怨恨得不到发泄，只能看报纸，从愤怒的铅字中得到一些平衡。记得那时有一张《西藏青年报》，编辑部却是在成都，全张报纸印成黑色，字呈反白，一摸两手黑，要看的话需要把瞳孔缩成猫眼，但骂得那个痛快啊。我怀疑，这份报纸的发行量至少是个六位数。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却有些感谢中国足球。老百姓过得挺憋屈，有个足球能让大家泻泻火，其实是件好事儿。按照传播学的观点，社会舆论其实就是个出气孔，不让老百姓出这口气，那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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