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似乎是属于电视的，但也是属于报纸的。在世界杯期间，各家报社不整些专版专号专刊之类，是说不过去的。我得说，几届世界杯下来，中国报纸的发展沿革之路也清晰可见。相较电视转播，技术革命的烙印在报纸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我在《长江日报》社实习。球还没踢，报社就把记者派了出去。派到哪儿去？你以为是意大利吗？错，是深圳。干什么？那里可以看到当天的香港报纸，记者剪下几块，用传真机传到报社，就成了“本报特派记者专电”。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版权意识近乎于零，看到有用的，当然是拿来就用，也没觉得有什么理亏。
派去干这个差使的，是如今《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李鸿谷李大人。除了剪报，李大人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看电视写稿子。那时中央电视台的人还很愚昧，以为一场球赛就是九十分钟的事儿，裁判终场哨声一响，就急忙与观众说再见。而香港的电视台，播放的则是包含台前幕后情景的足本。那天意大利惨遭阿根廷淘汰，我兀自惆怅不已，李大人来了电话，说他那边的电视里还在转播，两个意大利美女在屏幕上哭啊。我恨得直想把眼前黑漆漆的电视砸了。
八年后，法国世界杯开踢，我正在北京流浪，应邀去《生活时报》打一份短工，就是操练《世界杯快报》。由于时差问题，许多上班族看不了黎明前的那场球，于是能够报道那场球的早报就有了市场。我们一干人等，足足熬下三十多个通宵，使这张《世界杯快报》真正“快”了起来。这时，许多报社已经有钱派记者去法国了，却大多对互联网茫然无知，而我已经有了一年多的网龄，坚持让报社配备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更巧的是，法新社为了市场推广，免费让我们使用他们的比赛图片。要知道，国内有数码相机的报社还并不多，能够通过网络传图片的，更是微乎其微，而我们却能在比赛结束半小时内，下载到高度清晰的现场图片。饿滴神啊。
网络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我的师弟坐阵在家，他外语又好，网络又精通，能够在第一时间将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情况给整出来，然后mail给我。这可比只会发传真、抄当地报纸的前线记者好使多了。我们也给他按了个“本报法国特派记者”的名分，为显得真实，还给他起了个俗气的名字：赵永强。
那一个多月，我们迎着清晨的阳光，在路边小摊吃着油条喝着豆腐脑，眼睁睁地看着这张报纸的零售量从七千份涨到十万份，连打出的嗝都带着幸福的法兰西气息。
如果说《世界杯快报》胜了，那也是新技术的胜利。但这样的胜利并不长久，《生活时报》几经沉浮，如今变成了《新京报》。而到了日韩世界杯期间，我到韩国出公差，假公济私去看场球，见到比韩国人还多的中国球迷啸聚在一起，尽管中国队一球不进，这帮球迷却还是一副贱嗖嗖的快乐嘴脸。他们的文明素质也不够高，从一处地方掠过，身后总是一片狼藉。我留心了一下，被他们扔掉的，是《北京青年报》在当地印刷发行的世界杯特刊。呜呼，中国的报纸已经进步到如此地步，世界当惊殊。
是啊，胜利并不长久。等我回到国内，才知道在这届世界杯期间，纸质媒体纷纷溃败，《体坛周报》、《足球》、《南方体育》，日报晚报都市报，不惜血本派记者出专刊，风光还是被独立门户的网络和醒过味来的电视夺了去。
面对如此颓势，你能怎么办呢？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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