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波观海

某香港导演说，现在的大陆电影市场跟多年前的香港很像。他的意思是，大陆的电影市场非常火爆，和香港电影的巅峰一样——资金过多、烂片满地、观众好糊弄。香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称为东方好莱坞，涌现一批好的导演、编剧、制作人、演员，资金充裕，票房火爆，现在香港电影所有的一线人员都是经历了那个时期洗礼。也正是那个时代，香港在生产经典电影的同时，也盛产烂片，劳模刘德华这辈子大部分的烂片都是那时拍的，有一年拍了十三部电影，江湖人称：十三少，这十三部电影大多是烂片。

为什么有人愿意拍烂片呢？那个时期香港电影产业都是快餐式操作，蔡康永说自己刚入行时参与过《黄飞鸿》系列电影的编剧工作，几个编剧关在酒店里天马行空扯上一两周就算完成剧本了。再烂的剧本也有人愿意投钱，有钱就不怕找不到导演和演员，因为很多投资方有黑社会背景，最有名的应该是中国星的老板向华强，翻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很多片子的出品人都是向华强和他的兄弟向华胜（向华强在《赌神》里演的龙五，很多人说向是在本色出演自己），黑社会通过不断投资电影再从票房上赚回来，从而把钱洗白，有时候票房收入是否比投资要多就不是很重要了。刘德华说那时有人拿枪逼着他拍戏，王晶被打掉过门牙，还有刘嘉玲……可正是这些幕后黑手的不断投入，香港电影才能在本土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顶峰。

任达华在杜琪峰的片子里出演过江湖大佬、警察（好像还有杀手吧），而在《铁三角》里任达华是一个爱老婆又有些落魄的男人。这部戏的卖点不在剧情和演员，完全是三个导演凭借自己的名气和过往的丰功伟绩撑起来的（华语电影的导演们越来越被观众重视），这也是电影本身最好玩的地方。事先没看哪一段是哪位导演的手笔，总感 觉第一段是杜琪峰拍的，因为那场推车的戏明显是杜琪峰惯用的手法，关灯调包的戏好像又是徐克的杰作，而枪战绝对是林岭东的标志，也许三位导演想拍出自己风格的 同时也模拟玩了一把，倒是“心魔”出卖了杜琪峰。另外想提一点，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喜爱还是别的原因，总觉得大陆演员出现在香港电影里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特别是男演员），后来发现某些台湾演员出现在香港电影里也不是很舒服（以出现原音的任贤齐为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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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体莫名且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书的字里行间容易让人犯晕，我选择看老片子消磨时光。“战果”如下：张元的《无人驾驶》、徐克的《新龙门客栈》、陈木胜的《三岔口》、杜琪峰的《暗战》、陈可辛的《投名状》、钟孟宏的《停车》、赵良骏的《金鸡》、罗启锐的《岁月神偷》、徐克/林岭东/杜琪峰合拍的《铁三角》、彭浩翔的《出埃及记》、成龙的两部《A计划》，挺杂吧？各位看官且听我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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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广告公司开完PPM会议后，搭老总的顺风车到马鞍池拿道具——五谷杂粮，拿着一袋粮食从一品海专卖店里出来，实在饿得慌就在路边的小店买了根玉米棒。玉米棒确实有些老，咬几口牙就酸了，直感叹自己现在连根玉米棒都对付不了，一阵风卷残云之后，牙更酸了。

感冒就快好了，其实没功夫在乎这点小破事，忙到报怨下班时间这么快到来的感觉是很奇妙的，以至在更多地时间里一脸严肃地对着电脑、讲着电话、扒着饭。人们是不允许一个胖子装孙子似的表现地这么忧郁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我很不近人情地在装酷，可他们忘了，老子可是从一个瘦子慢慢忧郁成胖子的，这话也不太对，应该说我是瘦子的时候也是这么忧郁，现在只是体型变了，忧郁一如继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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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在我小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现象：有人去世出殡时，会请一两班所谓的“军乐队”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送上山。在没有“军乐队”之前，也是有吹打队伍的，一般由几个中年或老年人组织，操着几个传统乐器咦咦呀呀、敲敲打打，把气氛整得挺悲。“军乐队”的作用在于把气氛搞得更热闹，不在于演奏的是什么，因此像《歌唱祖国》、《难忘今宵》、《血染的风采》等歌曲时常从出殡的队伍里飘出。

我当时对这事很不理解，但也没问过大人们，后来草率的把原因归结为“咱们乡下人不懂”。在温州待了几年后，时常在天亮前后听到一阵阵激昂的吹打声，比如《歌唱祖国》、《难忘今宵》、《血染的风采》，直到我好奇地起床亲眼看到那群人时，我才意识到：城市里也有这一套。唉……错怪老乡了。

在亚洲杯开始的当天，我把QQ签字改为“保佑国足小组不出线”，在输给卡塔尔后，“保佑”已经实现了一半。

末战乌孜别克斯坦，比赛结果尽管比四年前好，从输到平，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四年前也是小组赛最后一轮打乌孜别克斯坦，平了就出线的情况下输了，这一次平了也出不了线，结果就真的平了。

这就是他妈中国男子足球队，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将是时间单位里的最后一天，过去就不会再回来，我们所能拥有的大概只剩回忆了吧。终于到了2010年的最后一天，有幸还能听着低俗的流行歌曲、码些牢骚的文字。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里，有一大堆的事等着我做，直到下班坐在车上还是感觉时间不够用，还是有很多事没更好地完成，自然也没空去想想这一年都干了些什么。

这一年里。无论做了多少事，总离不开成功和失败，也总是失败多于成功，还没舔完伤口又要继续行前，在奔波中被迫的乐此不疲。也许我们已经忘了自己孩童里的伟大志向，也忘了奋斗中的激情火花，但我们不曾忘了自己追求什么，因为这不用忘，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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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出一份上个月的《温州晚报》，头版有张大图片，新闻标题是《全校千余师生“被停课” 有关部门竟说“急不来”》。内容是说市区丁字桥巷小学翠微校区因附近施工导致排污管道堵塞，污水涌入校园，校园内污水泛滥、臭气熏天，师生无法正常工作和学习，被迫停课。校长李成权向多部门交涉，均没有结果，市中心区指挥部回复是：排污管道铺设项目还需要审批，很难办，急不来。

“竟说急不来”在当今的社会、当今的政府实在太不稀奇了，如果帮我们办事的人比我们自己还要急，那真就太稀奇了。其实“竟说急不来”不算最麻烦，事情复杂的时候，所有涉及部门总是“竞说急不来”，那才能彰显和谐社会的政府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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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出台了交通改善的相关措施，其中提到：合理调控单位和个人年度小客车增长速度，抑制小客车过快增长。这个措施是在交通压力实在太大的情况下出台的，控制小客车的增长速度也看似可行，但我们不应忘了，在金融危机、国家需要钱的时候，降低了小排量车的购置税，鼓励“低产阶级”购车，以拉动内需。这样的政策除了为国家渡过难关做了一部分贡献外，尾大不掉的结果就是造成所有城市的交通问题，就像中国的高GDP，吃进去拉不出来。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汽油还在涨价。

城市交通堵塞的问题（其实也不只是城市，国道、省道也堵得很）不是一夜间出现的，除了执政者对优惠政策后的市场把握不准外，城市规划、路网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等等都不到位，这使得买车的人越来越多，道路自然也就越来越堵。宁波为了解决城市交通的问题，有提议说上车牌要提供车位的证明（还在审议中），算上上海车牌拍卖，且不说这些措施能不能有效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势必将主观造成社会的不公正。民怨已经够深了，地方政府如此饮鸩止渴的做法，终非长久之计。

前些天的晚上，我正在看台湾低俗娱乐节目，窗外飘来一阵敲敲打打并着说唱的声音，开始以为是哪家的电视声音太大了，后来想想这天气应该没人开着窗这么拉风吧？仔细听了一会儿，应该京韵大鼓，但听不清是哪一段。下楼转了转（当然主要不是为了想听清是哪一段），最后发现是一辆三轮车上发出的声音，可能是个小录音机，三轮车夫靠坐在车上很是悠闲，我在旁边听了两分钟，确定是《桃花庄》。

《桃花庄》算是京韵大鼓的名段了，取材于《水浒传》，在京剧的另一个版本里叫《花田八错》（王力宏有首《花田错》，满不是那么回事）。我知道《花田八错》倒不是先知道有这出戏，而是相声演员常宝华先生在少年时曾出演过电影版的《花田八错》。在我年少时，看过一部香港电影《花田喜事》，冲着帅哥靓女去的，对故事没太在意，现在想来这也算是《花田八错》的一个喜剧式电影版吧，尽量影片一如八九十年代所有的香港古装喜剧片一样的颠覆原著、嘻嘻哈哈、热热闹闹。